马蹄金古董图片-乾隆马蹄金价值多少

1.古代的钱币有什么

2.简述中国帝王陵墓的发展特点

3.谁知道中国古代货币的演进历程

4.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

古代的钱币有什么

（1）先秦：商朝人善于经商，以贝为币；战国时期，各国出现了铁钱，秦国使用圆形方孔钱，称半两钱（齐国使用刀形币，赵国使用铲形币，楚国使用蚁鼻形币）。

（2）秦汉：规定圆形方孔钱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汉代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汉代的铜钱重量几经变化，至武帝铸五铢钱才稳定下来。

（3）三国：那时货币减少，布帛、谷物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曹魏曾以法令形式废止铜钱，使用实物交易，以后行废不定。

（4）隋唐：仍铸五铢钱，禁止使用前代大小不一的旧币，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唐初改革币制，唐高祖下令“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新铸的“开元通宝”，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后来发行量很大。以后历代的货币都以它为范式。设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

（5）宋元：北宋时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纸币的推广，减轻了商人携带金属货币的负担，有利于商品交换，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

（6）明清：明初，主币是纸钞，辅币是铜钱，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到明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主要货币。

简述中国帝王陵墓的发展特点

陵墓建筑，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群体，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陆地上的古建筑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与此同时，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则因为其终年的“与世隔绝”而幸运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

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

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

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

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

首先，通过对已发现的陵墓的分析，我们看到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倾向于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例如汉高祖的长陵有五万户之多，而汉武帝的茂陵则有六万户。这些陵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累土为方椎并去其上部，即所谓“方土”，最大的方土高约有二十多米。

而在这众多的陵墓中，秦始皇陵无疑是扛鼎之作。所谓的“掘地为穴，堆土为陵”，秦始皇陵堪称是陵墓中空前绝后的宏伟作品。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五十岁葬时（公元前210年）还未峻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两年，前后费时近四十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就目前所发现的陵墓遗址来看，兵马俑无疑具有最大的研究价值。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并出土仿真人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8000件。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

在中国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明十三陵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陵墓群。其主要沿袭了唐代陵墓的一些特点。陵墓集中修建，注意风水和环境，每个陵都正对一个山峰，特别注重前导部分和序列处理，建筑整齐对称，造型严谨，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神道作为明十三陵的第一个建筑群，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等组成，威严地守卫着十三陵的大门。而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十三陵的内部结构依然相当完整，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总面积有1195平方米，就其规模来说，在帝王的陵墓中也是数一数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文物价值上，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探寻古代陵墓的秘密，研究古代陵墓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发挥的作用越发的巨大，相信我们定能通过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程度和更深层次上，保护文化遗产，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从而将真正的中国文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如果从夏代的大禹算起，至少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史记夏本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当年的墓葬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是找不到证据的。《吴越春秋》称禹在逝世前曾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二十六，山阴（会稽）山南，上有禹冢，禹井。”《帝王世纪》：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之南，会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市东南6公里处，会稽山上的大禹陵已成为历代祭奠大禹的重要场所。大禹陵由禹陵、禹祠和禹庙三大部分组成。如果我们将位于湖南省的炎帝陵、位于陕西省的黄帝陵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发展史可以追朔到五千年左右。当然，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杂糅”了。炎帝陵、黄帝陵及大禹陵均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其现存陵墓建筑形制的变化较大，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毕竟不是几千年前的陵墓原状，从这个角度看，炎帝陵、黄帝陵、大禹陵等只能算是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滥觞期。而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真正肇始，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

一、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冢。

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虽然陵墓本身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还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其间虽然有明君、昏君之别，治世、乱世之分，但只要是个皇帝，在后，一定的墓葬形制、一定的礼仪形式还是要具备的。当然，其中不乏个别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而不得不草草归土者（如隋炀帝）。当我们来到陕西关中一带，可以通过凭吊茂陵、乾陵而领略到汉唐帝王陵墓的气象。汉代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而唐代的帝王陵墓如乾陵，却是依山为陵，陵墓是通过凿山开穴建成。除了帝王以外，一些诸侯王的墓葬也呈这种特点。如大家所知的徐州地区分布较广的汉代楚王陵墓，大都就是依偎在狮子山、龟山等大小不等的山体怀抱之中。时代发展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也是走的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路子。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般老百姓的墓葬是采取“依山而建”的事例，或者说，纵然是将墓穴按放在山体内，但山体也非一己一姓之独有，而只能视为是一处公共墓地。纵观历代帝王陵墓，其选址除了考虑风水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考虑到陵寝的安全与壮观。建筑高大的封土堆，或者巧借山体作为墓冢，是帝王陵墓常用的两种形式。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葬的最大区别可能并不在于风水及入土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墓葬的外在形制、尤其是墓穴导引部分的讲究。

二、作为帝王陵寝的明孝陵形制特点。

明孝陵是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地处东径118度51分，北纬32度4分，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又名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是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的一道重要风景。明孝陵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次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从葬妃嫔46人，宫人10余人。朱元璋后，设孝陵卫，有兵卒5600人参加警卫陵园。永乐十一年（1413）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因此，整个孝陵建设工程前后沿续了30多年时间才完成。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在地宝城，纵深2.62公里。当年孝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内设神宫监，负责定期维修和祭祀；同时，外设孝陵卫以保护陵寝。明孝陵坐北朝南，谒陵路线是由南向北。从陵墓型制上看，又可分两大部分。我们可以沿着谒陵线路，领略一下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第一部分为神道。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包括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其中下马坊为两柱冲天式石牌坊，宽约5米，高为7.8米，坐西朝东，柱断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额正反两面均刻有“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体大字。下马坊西北距大金门约755米，是明孝陵的导引部分，位于神道的最前端，其建筑年代约在1400年左右。1980年，南京市中山园林管理局在维修下马坊时，将已断裂的下马坊柱础从宁杭公路上挖出，在向北位移了近20米的地方，将下马坊重新树立了起来。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下马坊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在原下马坊的东北侧，有两块后起的石碑，一块是神烈山碑，一块是禁约碑。明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下令改紫金山为神烈山，在原下马坊东北侧立“神烈山”碑。碑原有石质碑亭，现碑及四石柱础尚存。碑文额刻篆字“圣旨”二字，碑身中刻“神烈山”3个大字，东侧刻有“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有“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15字。碑为竖式，坐北朝南，高4米，宽1.46米，厚0.73米。禁约碑与神烈山碑并列，位在其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明孝陵立“禁约碑”，重申保护明孝陵，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碑为卧式，坐北朝南，碑身仅高1.41米，宽5.21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大金门原为陵园的大门，门面朝南，为三孔券门，东西宽约26.66米，进深8米，高约5米。顶部结构已毁。据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大金门原两侧有长达22.5公里的红墙将整个陵园围住，现墙已不存。

碑楼位于大金门北约70米处，两者之间原先气脉是相通的，后被通往中山陵园的道路拦腰隔断，呈“凹”字形。因此，现在人们若要从大金门到碑楼，必须先下公路，再爬坡上去，才能看到碑楼内放置的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朱棣亲撰，记朱元璋一生事迹，楷书阴刻，长达到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快碑。碑楼呈正方形，四面各开有券门，原为黄瓦重檐，墙四角有石雕龙头，飞檐滴水，惜顶部结构已毁，四周围墙尚存，形如堡垒，因此又俗称“四方城”。

明孝陵设有三道御河，过了外御河桥就进入了神道。神道依山就势，作蜿蜒曲折布置。全长865米，可分为两段，一段方向西北，长615米，地势略有起伏，方向屡屡改变，两侧布置神兽6种12对24只，均相对而置，两卧两立，依次为狮、獬豸、麒麟、骆驼、大象、马，每列相距16丈2尺，每对相距8尺5寸。神道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到棂星门为止，长250米，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缕云龙纹，紧随其后的是4对石人，分别为文臣、武将各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高一丈三尺；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高一丈二尺。

走完神道，就进入明孝陵的第二部分，即陵寝主体建筑部分。这一部分自棂星门至宝顶，包括棂星门、内御河及金水桥、文武方门、特别告示碑、御碑亭、碑殿、享殿、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方城为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最后部分，外部用大石条建成，中间为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34级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底部作须弥座状。出隧道，正北即宝城南墙，上横刻楷书“此山明太祖之墓”。在宝城前垣分左右两路夹道，直通方城顶部的明楼。宝城位于陵宫的最后面，是朱元璋的陵寝所在，为一直径325-400米、周长约1000米的的崇丘；宝城内中部隆起的部分为坟头，称为“宝顶”，经科学探测，证明内建有玄宫，且未曾发掘过。

明孝陵的主体建筑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从棂星门起到方城止，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显得庄严、方正，均衡、协调，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但损害最严重的也是这一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孝陵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如：棂星门原有五道，现仅有大石柱础6个。御河桥原有5道，现只有3个，且非明代构件。文武方门原有五座，三大两小，现仅有一个，为清同治年间以后建，门的左右两边还可以看到原来门斗的痕迹。过了文武方门，原来是中门，也有方门五座，门内有神帛炉二，左右庑30间，门外有御厨二，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皇帝在此更衣，以便祭奠，但现在都已毁了，改建成一座碑亭，中间立有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谒陵时所题“治隆唐宋石碑”；后来乾隆两次南巡，又在东西两边题诗立碑。孝陵的享殿原来规模很大，称孝陵殿，东西九楹，南北五楹，一共45间，目前只能见到60多个大石柱础，大概毁于清初。诗人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载其谒陵时，尝见“有牧马一番儿（指满州兵）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臣大均予以多钱，拜之而求免。”魏世效《孝陵恭谒记》也说：“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柱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若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太平天国时，满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明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以致享殿尽毁，墙垣圯倾。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复时，仅建守陵房屋三间，规模缩小，旧貌已失，殿中仅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再如，方城上面的明楼毁于清咸丰三年战火，顶部已塌，现仅存墙体。

三、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陵址封土高76米，底径495米到515米，虽属中国帝王陵墓中之较大者，但我们在地表上看不到神道。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属于“方上”之制，起方形土台两层，底边长166米，其神道也难以一睹其貌。唐代的帝王陵墓以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为最大，其神道从第一道门起至陵墓隧道，总长达3980米，如果减去朱雀门至隧道一段567米，还有3413米；乾陵的神道上布置的石刻包括华表、飞马、朱雀、人、马、狮、碑在内，计有21对，另外还有外国使者的石像60个。宋代陵墓中最大的是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从神道起处的鹊台到神坛底止，全长约586米。而我们南京的明孝陵，如果从下马坊算起，到方城止，全长竟达2620米，并且神道石刻有16对，如果再将宝顶的情况估计在内，其建制规模当在我国帝王陵墓中位居前列。如果不把后来的明十三陵包括在内的话，之前可以和明孝陵相比拟的也只有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了。至于明孝陵的红墙，依《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其长达22.5公里，从平面看，已将整个紫金山都范围在内了。

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

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我国汉、唐、宋以来的历代帝陵大都采用中轴对称式的神道设计，明孝陵的神道却是蜿蜒曲折，不拘一格。明孝陵神道为何是弯曲的，与明孝陵的陵墓正对面梅花山有关。梅花山古称孙陵岗，是东吴大帝孙权墓所在。传在朱元璋动用“十万军工”修陵时，有人主张将梅花山搬走，以伸直神道。但朱元璋崇拜孙权是一条好汉，将孙权的墓留着，也好让孙权为其把守门户。就这样，明孝陵神道成了弯曲的了。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同时也使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澳妙之感。孝陵神道的弯曲固然与孝陵陵宫对面的梅花山孙权墓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巧借地势，营造“北斗七星”陵墓格局、以体现“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适当布置石刻雕像来控制每一段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变化，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极易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可以说，如果没有那蜿蜒曲折的神道存在，明孝陵“北斗七星”说将是永远不能成立的。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形体高大，庄严肃穆，栩栩如生，题材、造型、雕琢技巧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了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叶我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石象高达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所用石材重达80多吨；白石望柱高6.25米；《神功圣德碑》通高达8.78米。石刻造型厚重简朴，线条圆润流畅，但细部雕镌精致，在艺术上达到了整体的宏大与局部的细腻融为一体的创作效果。

四是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在孝陵陵域内，其东部就有与之相隔仅60米的皇太子朱标的东陵。考古勘探表明，东陵没有自己的单独神道和御河及御河桥，而是与孝陵共用一个神道及御河桥。这一制度被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使用。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

五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地面建筑较多，设计者主要突出了大金门、碑楼、孝陵殿、方城、明楼。这些大型单体建筑物普遍使用砖石起券，用石须弥座做基础，中部墙身以巨石或巨砖叠砌作拱顶，挑檐作石制，建筑物顶部依尊卑级别高低覆盖不同釉色的琉璃瓦构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是从明代开始的，具体说是从明初南京宫墙和陵墓建筑开始。用砖来起拱券，从而出现了无梁殿建筑，这是我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一个大发展，从而奠定了明清帝陵建筑技法的基本格调。这种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使明孝陵具有了相当的防火功能。与此同时，明孝陵的排水系统与建筑空间分割达到了和谐有序。南方雨水充沛，帝王陵墓排水系统必须完善，但又不能破坏整个陵域的风水。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

四、要进一步加强对明孝陵“原生形态”的保护。

1961年3月，明孝陵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我国“明清皇家陵寝”中的明显陵（湖北钟祥）、清东陵（河北遵化）、清西陵（河北易县）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时间2003年7月3日23时56分（巴黎时间7月3日17时56分），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南京明孝陵”作为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大会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已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仅仅是朱元璋陵墓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以朱元璋陵墓为主体的、占地约297公顷的文化遗存，其保护范围达31平方千里，其内容可分作三大块，第一块为明孝陵，第二块为明东陵，第三块为明功臣陪葬墓。明太子朱标的东陵遗址，据考古调查，位于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60米处，与孝陵毗邻。现作为一处遗址公园而成为孝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据史料记载，在明代，整个紫金山（钟山）都是明孝陵的陵域范围。王焕镳《明孝陵志》云：“钟山之阴，明功臣陪葬者十余人。”在这个区域中，尤其是在钟山西部和北部，分布着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明代十几位开国功臣陪葬墓，这些功臣墓是明孝陵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朱元璋的孝陵起着重要的护卫作用。根据《康熙江宁府志》和胡祥翰《金陵胜迹》等书记载可知，这些功臣墓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东鸥王汤和墓，皖国公仇成墓，江国公吴良墓，海国公吴桢墓，滕国公顾时墓，许国公王志墓，燕山侯孙兴祖墓，安陆侯吴复墓、汝南侯梅思祖墓等。这些功臣墓有的保存完好，如徐达墓、李文忠墓、常遇春墓等，环境已得到有效整治，并且对游人开放；但有的需进一步整治，有的墓葬甚至至今还未被发现，只是见诸史书记载而已。

谁知道中国古代货币的演进历程

这个网站你打不开,所以就不给你了.

中国的货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货币文化。先秦时期的货币，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在不同地区使用形制各异的刀币、布币、环钱。秦统一中国后，中国货币主要以环钱为主要形制。到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到明代，白银成了是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历代钱币特徵

商代钱币

在中国的商代，已经开始以贝壳作为货币使用了，随著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的贝壳作为货币渐渐供不应求了，於是出现人工贝币，如石贝币、骨贝币、蚌贝币等。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用铜质的金属贝币。

先秦钱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贝币则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各地区因社会条件和文化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货币。主要有：楚国地区的蚁鼻钱、黄河流域的布币、齐燕地区的刀币和三晋两周地区的环钱。

秦汉钱币

秦半两铜钱秦灭六国后，废除各国的布币、刀币等旧币，将方孔半两钱作为法定货币，中国古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了，一直沿用到清末。

汉承秦制，并允许民间自铸。西汉的铜钱仍然是用其重量来命名的，但重量与名称渐渐地不符了。西汉的铜钱主要有三种：半两、三铢、五铢。

西汉末年，王莽摄政和新朝统治时期，托古改制，十余年间就进行了四次大的币制改革，王莽钱名目等级繁杂，其币制改革以失败告终。

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

三国魏晋南北朝钱币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金属货币的流通范围减小，且形制多样，币值不一，出现了重物轻币的现象。

三国时期的曹魏实行的实物货币政策，魏明帝时恢复铸行五铢钱，形制与东汉时期五铢相似。蜀汉和东吴多实行大钱。属币主要有：直百五铢、直百等。吴币主要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等。

西晋成立后主要沿用汉魏旧钱，兼用谷帛等实物；东晋成立之初则沿用用吴国旧钱，后来出现了五铢小钱，相传是吴兴沈充所铸，所以又称：「沈郎五铢」。

十六国期间的成汉李寿铸行了中国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十分动荡，币值混乱，私铸现象严重。北朝从北魏开始，钱文逐渐摆脱纪重局限，逐步向年号钱制过渡。

隋唐五代十国钱币

隋朝的建立，使中国混乱的货币趋向於统一，隋文帝开皇三年铸行了一种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并禁止旧钱的流通。

开元通宝唐武德四年铸行的年号钱——开元通宝，以前的纪值纪重钱币一去不复返，代之的是宝文币制（主要是通宝、元宝和重宝）。开元通宝是唐朝三百年的主要铸币，另外还铸有乾封重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咸通玄宝及史思明所铸顺天元宝、得壹元宝等。

五代十国政治分裂割据，改朝换代像走马灯一样，各国以铸恶钱来增强自身实力，以达到削弱他国力量的目的，故钱币甚多，但质量不高。

宋辽金西夏钱币

中国宋代是铸币业比较发达的时期，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前代，是继王莽钱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宋朝货币以铜钱为主，南宋以铁钱为主。北宋以后的年号钱才真正开始盛行，几乎每改年号就铸新钱，钱文有多种书体。同时，白银的流通亦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在北宋年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其后陆续出现有别的纸币：会子和关子，且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此外，对子钱、记监钱、记炉钱、记年钱亦应运而生。宋徽宗赵佶瘦金体御书钱堪称一绝。

辽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国家，起初使用中原地区的货币，后来自铸币，以汉文作为为钱文，所铸的钱币多为不精。

西夏曾铸行过两种文字货币，一种是西夏文，叫「屋驮钱」；一种是汉文钱，形制大小与宋钱相似。西夏的钱币铸制精整，文字秀丽。

金国由女真族所建，曾统治过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其所铸钱币种类繁多，除用铜钱外，亦用纸币，均以汉文为币文。金国的钱币受南宋的影响较大。

元明清钱币

在元代，纸币在流通中成了主要的货币，铜钱的地位减弱，与此同时白银的流通量占有很大的比例。元朝的统治者信奉佛教，因此铸行一些小型的供养钱、庙宇钱供寺观供佛之用。

明代大力推行纸币——钞，明初只用钞不用钱，后来改为钱钞兼用，但明代只发行了一种纸币——大明宝钞。白银在明代成为了法定的流通货币，大我交易多用银，小交易用钞或钱。明代共有十个皇帝铸过年号钱，因避讳皇帝朱元璋之「元」字，明代所有钱币统称「通宝」，忌用「元宝」。

清朝主要以白银为主，小额交易往往用钱。清初铸钱沿袭两千多年前的传统，采用模具制钱，后期则仿效国外，用机器制钱。清末，太平天国攻进南京后，亦铸铜钱，其钱币受宗教影响较大，称为「圣宝」。

古代货币列表

贝币

天然贝币

人工贝币

金属贝币

蚁鼻币

铜币

刀币

布币

环钱

方孔钱

三铢

四铢

五铢

开元通宝（唐代）

王莽钱

纸币

交子（北宋）

会子（南宋）

关子（南宋）

中统元宝交钞（元代）

大明宝钞（明代）

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

二〇〇七年，南京博物院携手《扬子晚报》，开设专栏介绍藏品并采取短信及网上投票，并组织专家和各界人士研讨，从四十余万件馆藏文物中选出十八件“镇院之宝”。另外还有两件极品馆藏，一共是20件，分别是：

01 金兽（西汉），一九八二年正月，盱眙马湖店村农民万以全在挖水渠时一锹下去，竟然挖出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兽，这种神奇的运气是大多数考古学者一辈子都没有的。此金兽重达9100克，含金量达99%，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空腹、厚壁，浇铸成形，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金器中最重的一件金器。金兽下还盖着一个精美奇特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其中9块半金饼重达2864克，15块马蹄金、麟趾金重达4845克，11块金版“郢爰”重达3260克。

02 错金银重络铜壶（战国），与“金兽”和其他金器同时出土的是一尊重金络青铜壶，即装金子的容器。残高为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足径13.8厘米，是中国青铜时代泥范铸造技术的完美作品。虽然金兽等被认定为西汉时期的，但此青铜壶却是战国时期燕国的产物。最为显著的历史意义，在于铜壶有三处铭文：一处为口内，内容为“廿五重金铬壶受一孛五纣”，这是一批器皿的编号、名称及容积，孛、纣为战国时燕国的专用量词，故可确认此壶铸成时为燕国器。第二处铭文在圈足内侧，虽被锐器錾凿，但从残迹中可见约三四字，可能为“王后右酒”，应为使用者的记铭。第三处铭文在圈足外缘，共有刻铭廿九字，铭文为“隹王五年，奠易（阳）陈旻，再立事岁，孟冬戎启，齐藏戈子斿。陈璋内、伐匽（燕）邦之获”，内容与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陈璋方壶大致相同，可互为补正，故此壶又俗称“陈璋圆壶”；这一铭文反映了战国中期的一大历史事件：燕王哙禅让，由相国子之执政，三年引起燕国内乱，在齐王的阴谋煽动下内战越甚，齐趁机发兵攻打燕都城，在“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的情况下大胜，并掠获燕国王室重器。此青铜壶造型奇伟，纹饰华丽，又是集三处铭文于一身，艺术价值无与伦比。可惜此行未见其展出。

03 广陵王玺金印（东汉），目前唯一发现的汉朝刘姓王族的玺印，该印由高纯度黄金制成，金光灿灿，重122.87克。印面长2.375厘米、宽2.372厘米；龟钮高2.121厘米、台高0.945厘米。其龟钮精致，纹饰优美，印文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布局疏密有致，行笔流畅、直中有曲。此印来历颇为曲折，上世纪七十年代，南京博物院对扬州附近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文物铭文初步推定为东汉广陵王刘荆的墓葬。第二年，墓葬清理出的废弃土被用于铺路，当地女农在扒土时在扒土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看上去黄亮亮的东西，随手装入了口袋，收工回家清洗后发现是一枚印章。其丈夫曾在考古队中做过民工，凭经验他感觉这东西不同寻常，后来夫妇俩特地赶到南京博物院请专家鉴定。在给予当时看来不菲的四百元奖励后，夫妇二人将广陵王玺金印愉快地捐给了国家。

04 金蝉玉叶（明），金蝉玉叶是南京博物院四十二万件藏品中的一件工艺极品，一九五四年苏州墓葬发掘出土，为贵族女子头上的发簪。侧身翘足、双翼略张的金蝉好似在奏鸣，由透明的玉叶托着。金蝉左右各外翼长1.7厘米，宽约0.8厘米，厚仅0.2毫米；玉叶则长5.2厘米、宽约3.2厘米，叶片打磨细薄呈凹弧状，仅厚约0.2厘米，有主脉一根，两边各有支脉四根，系用新疆和田所产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整个画面动静结合、妙趣横生，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是明代中期的极品工艺品。蝉俗名“知了”，所以“金蝉玉叶”也就为“金枝玉叶”。此行笔者未见其展出，觉得相当遗憾。

05 银缕玉衣（东汉），一九六九年出土于徐州土山一号汉墓中，徐州在西汉时属于楚王封地，东汉为彭城王封地，前后有五代，土山一号汉墓墓主是东汉某代彭城王。在汉代，玉衣是皇帝、诸侯王和高级贵族后穿用的殓服，但西汉时尚未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故已发现的西汉诸侯王的玉衣，既有金缕，也有银缕、丝缕；东汉则实行了严格的玉衣等级制度，只有帝王才有资格在驾崩时穿金缕玉衣，而诸侯去时只能穿银缕玉衣，一般的贵族和长公主只能穿铜缕玉衣。这件东汉某彭城王的银缕玉衣全长一百七十厘米，外观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样，从头到脚由头罩、上衣、裤子、手套和鞋五部分组成，共用玉片2600余片，编缀玉衣的银丝重约800克。

06 错银铜牛灯（西汉），一九八〇年在扬州出土于东汉广陵王刘荆墓葬，就是第二年从废弃土中发现广陵王金印的那个汉墓。它通高46.2厘米，牛身长36.4厘米。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二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铜牛灯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它的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相当方便。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扁平把手以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的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灯罩上紧扣穹顶形罩盖，盖顶之上弯曲的烟管与牛头顶上方凸出的短管紧密套接，可将烟尘通过导入灯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

07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明），南京博物院所藏文物中瓷器占了一半，总藏超过廿万件。盛行于元明两朝的梅瓶，向来备受人们瞩目，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两件梅瓶，即“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和“赏赐梅瓶”都是其中的珍品，前者是仅存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一九五七年出土于江宁县东善桥响龙山附近“娘娘坟”的土包上，墓主人是明成祖朱棣的驸马都尉宋琥和安成公主。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新烧成的一个瓷器品种，在白色瓷胎上以含铜的颜料进行绘画，然后罩透明釉一次烧成，但高温铜红釉对窑室气温要求比较严格，鲜红色最为难得。岁寒三友指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象征着高洁的志向，是元代文人画的常用题材。也许是追求画面对称的缘故，自明初沿袭整个明清两朝，岁寒三友纹饰都添绘一株芭蕉，这件梅瓶也不例外。此梅瓶高41.7厘米，造型优美，器型完整无缺。可惜此行未见这件釉里红，但看到了那件“赏赐梅瓶”。

08 坤舆万国全图（明），《坤舆万国全图》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所绘制的世界地图，该图于明万历三十年在北京付印后，刻本在国内已经失传。南京博物院所藏《坤舆万国全图》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宫廷彩色摹绘本，是国内现存最早、也是唯一的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该图本为清宫旧物，在清帝逊位动荡而流出宫外，在几乎流落海之前被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重金购回，民国廿五年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这幅珍贵的世界地图遂一直由南京博物院珍藏。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并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而是将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中央，此举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此图所绘五大洲中，各洲以不同颜色区分。山脉以写景法描绘，河流以双曲线绘写，海洋则以深绿色绘出水波，整幅地图和谐而又富有层次感。地图圈外还绘有九重天图、天地仪图、日蚀图、月蚀图、赤道北地半球图、赤道南地半球图、中气图等小图，包罗了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开拓了当时国人的眼界。在各个海域中绘有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十五头，南极大陆上居然绘有陆上动物大象、狮子、驼鸟、恐龙等八头。

09 徐渭《杂花图》卷（明），徐渭是个才子也是个疯子，是个奇人也是个狂人。科举路上八次不能中举，期间成为胡宗宪的幕僚，平倭的奇招和阴招多出自此人，可以说是抗倭的绝对幕后英雄。之后受到严嵩案的牵连，一直相当潦倒，但为抗倭做出的额外贡献是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李成梁的几个儿子。虽然是个科举上的失败者，但他的诗文字画水平都可以缀上一个“家”字。绘画方面，徐渭是写意花鸟方面的集大成者，从清初到现代，石涛、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巨匠都深受其影响。《杂花图》卷纵30厘米，横1053.5厘米，在这卷十余米的长卷中，徐渭以淋漓酣畅的“胶墨”分别画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紫藤、芭蕉、梅、兰、竹等共计十三种花卉蔬果。徐渭以其疾飞狂扫的豪放气势，纵横挥洒，堪称徐渭的扛鼎之作。可惜此行未见。

10 竹林七贤砖画（南北朝），《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此七人为魏末晋初时期的名士，他们常结伴游于山林，沉湎于酒乐。一九六〇年，在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南朝帝王陵墓中发现了竹林七贤砖画。原件分布在墓室中的南北两壁，各由近三百枚砖块拼嵌而成，规格均为长2.4米、高0.88米，是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件。为了对称的需要，画面上多了个春秋高士荣启期。画面中，嵇康头梳双髻，目送秋鸿，手弹五弦；阮籍身着长袍，一手支皮褥，一手置膝上，口作长啸状；山涛头裹巾，一手挽袖，一手执杯而饮；王戎斜身靠几，手弄玉如意；向秀头戴帻，一肩袒露，闭目沉思；刘伶双目凝视手中酒杯，另一手蘸酒品尝；阮咸垂带飘于脑后，弹四弦乐器；荣启期披发长须，腰系绳索，凝思而弹五弦琴。八人皆席地而坐，各具神态，每个人物身旁均标明身份，相互间以银杏、松树、槐树、垂柳等树木间隔，是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的大型画像砖组画。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鉴于其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国家文物局明确规定这件国宝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

11 青花寿山福海纹炉（明），此炉胎体厚重，器型高大，外壁绘寿山福海纹，集人文意蕴与高超的制瓷技术于一体，表现出撼人心魄的艺术张力，是明朝宣德年间官窑器中的黄钟大吕之作。青花瓷一般都是白底蓝花，而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作为官窑大器，以费料费时的十分少见的蓝底白花来表现，满绘汹涌波涛，并在下腹部加绘山峦叠嶂，寓寿山福海之意。这种大型的官窑青花，还有一尊“万寿瓶”，通体以各种字体绘满“寿”字。此行仅见后者，有些遗憾。

12 金菩萨立像（清），这尊佛像由纯度很高的黄金制成，通高八十八厘米，且佛身与莲座皆装饰华丽，嵌珍珠宝石，尽显皇家气派，是清朝全盛时期由宫廷的能工巧匠制作而成。这尊金菩萨盘发束髻，戴五叶冠，冠后僧带向两侧下垂，两眉之间有象征智慧的白毫。菩萨赤足站立在双层莲花座上，每瓣莲上嵌水晶一颗，莲座中间镶嵌珍珠一周。

13 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东汉），书写工具方面，中国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要原料的手工墨，同时又发明了纸，于是各种砚台相继出现，进入了一个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阶段，制作工艺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这方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一九七〇年出土于徐州某东汉彭城王的墓葬中，长25厘米、宽14.8厘米、通高10.2厘米，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盒盖与盒身以子母口相合成为伏地神兽。首似龙形，双目呈三角形，睁目凝视，两眉突起，并饰双角。伏地匍匐、咧嘴露齿，其下颌前伸，巧妙地构成贮水墨池。腹微鼓，扁平光滑的长方形石砚置身其中，石质为甘肃临洮石，上置圆形研石一块。尾卷曲藏腹下。背脊隆起，双翼凸显。背部中心设一桥钮，可系绳，便于提揭。铜盒砚的整体形状貌似蟾蜍，头生双角，身添羽翼，张牙瞪眸，四足蹲伏，是当时的吉祥神兽。

14 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新石器时代），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是中国迄今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为良渚文化玉器之神品。一九七〇年出土于昆山市张浦镇西南、太湖水乡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玉饰件高5.5厘米、厚0.5厘米，系透闪石软玉制成，呈白色略带绿斑。制作采用了线刻、圆雕、透雕、钻孔、琢磨抛光等技法，精雕细镂，构图独特。主体是一个蹲踞抬手的侧身人像，头部以凹下的圆点表示眼睛，边缘的曲线勾出嘴、鼻，头上方阴刻五条平行弦纹的凸棱表示冠帽，冠帽上方高耸的弧状物象征一束羽翎。在戴羽冠的人脸一侧，有一头上尾下、前后肢与羽冠相接的走兽。顶端是一浮雕小鸟，小头短颈，扁喙微张，硕身翘尾，形象极其生动。此物出土时置于墓主右脚下的一石钺圆孔处，应是钺上的附加饰件。钺作为兵器（或许那时还没有演化为礼器），显示着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军事权威。墓主人在当时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应是一位握有军权、神权的氏族显贵。

15 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新石器时代），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筒型玉器，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神祗的一种法器，距今五千年左右。新石器中晚期，玉琮在江浙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尢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南博院藏的一件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是一九八二年底常州市东北的寺墩遗址四号墓葬出土，为良渚文化琢玉工艺的一件精妙无双的代表作品。玉琮高7.2厘米、边宽8.5厘米、内孔径6.1厘米，为透闪石软玉制成，呈乳白色隐现翠绿、赭红斑纹。造型为矮方柱体筒形，外方内圆。上下两节各饰造型不同的神人、神兽面纹，上节是人面纹，下节是兽面纹，这是一组表示神人骑在神兽上的象征性图案，为良渚文化人们宗教信仰的核心。

16 青瓷神兽尊（西晋），青瓷神兽尊于一九七六年出土于宜兴周处家族墓周墓墩，是南博十件国宝级文物之一，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根据墓志记载为西晋永宁二年（302）。神兽尊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上大下小，品字形排列，平底微内凹。腹部堆塑神兽，双目突兀，瞠目仰鼻，口含圆珠，绳索状的前掌外翻，后掌下撑，背后五只小半圆形扁横凸脊，从上至下排列。青釉微微泛灰，釉质润泽，但因受火不均而釉色不匀。周身有刻画的蓖纹、戳印纹和堆贴纹，以表示鬃毛、羽翼和胡须，底部刻有“东州”二字。青瓷神兽尊不是一件简单的瓷罐，而是特制的随葬品，是一件绝品，具有神圣的意蕴。这件青瓷尊体量大，神兽的神态惊人，全身刻满纹饰，非常具有震撼力。神兽尊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出土于纪年墓葬，至今尚未发现有可靠的同类资料，因而相当珍贵。一九九三年全国馆藏文物定级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17 鎏金喇嘛塔（明），这尊鎏金喇嘛塔于一九五六年发现于江苏省南京市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之内，通高卅五厘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为高十六厘米的须弥宝座，座正面刻有二力士像，右刻双狮戏球，左刻双鹿斗角，后刻云龙，塔座下方刻有题记，记载制作喇嘛塔的制作者和供养者。须弥座上布置有一组佛像，内部藏有珍珠、宝石、水晶、玛瑙、玉石、骨灰等物。须弥座上的佛塔为藏式佛塔式，塔身有四个壶门，塔内放置有释迦、韦陀佛像等，塔刹由相轮、十三天、宝盖、宝珠等组成。须弥座上的四角各放一个青瓷罐，其中一个罐内放有一颗老年人牙齿及骨灰等物。此塔属于佛教密宗的塔式，主要供五方佛或者埋葬佛舍利，在中国主要是明朝以后修建的，全国大约有十多处。金刚宝座塔仅有五台山圆照寺和云南昆明官渡妙湛寺两座，而像南京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的“迷你”金刚宝座塔仅此一座，弥足珍贵。

18 沈寿绣品《耶稣像》（民国），沈寿一八七四年生于吴县，清时曾任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刺绣和刺绣学校。沈寿对日本艺人将东方刺绣针法与西方的素描、油画等技法效果结合起来的新尝试特别感兴趣，归国后进一步琢磨、研究，在丰富自己绣艺的基础上，独创了“仿真绣”，一举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刺绣作品有形有色、却少光少影的绣法，使中国的刺绣技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国初期，适逢即将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向中国征集展品，沈寿决定利用“仿真绣”的手法，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刺绣。为了让世界公众更加容易接受中国的精湛技艺，她选中了一张意大利明信片上印的耶稣画像为原本，开始了再度创作。这幅原作为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琪特的油画，取材于《圣经》耶稣遇难再生的故事。沈寿创造性地运用了虚实针、旋针等新针法，并根据人物肌肤丝理的需要和油画明暗层次的变化，精心选用自己染就的百余种不同色泽的丝线，将这幅《耶稣像》绣织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更为巧妙的是，沈寿还将这件绣品中所用的百多种不同色彩的丝线各取一根，在绣像的上方绣成一个十字架，供观众审辨，以此证明这幅绣像的所有部位无一处是绣后染色的。《耶稣像》在一九一五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被评为这届博览会的一等大奖，使得这届世博会成为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的一届世博会。此行还见到了沈寿所绣罗汉四条屏中的一条，亦为刺绣中的绝对精品。

19 蓝釉粉彩转心瓶（清），乾隆蓝釉描金粉彩开光转心瓶是乾隆官窑创制的特有瓶式，工艺极为复杂，在镂空的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外瓶绘着彩云、山崖、板桥等景致，内胆绘着乾隆打猎时的场景。内胆旋转时，仿佛大队人马穿行在山间，气势非凡。此瓶通高70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24厘米。

20 和硕智亲王金印金册（清），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一大早，天理教两百多教众在太监内应下，由东、西华门攻打紫禁城，试图越墙打进皇帝住的养心殿。皇阿哥旻宁闻听前面发生变故，立即命令侍从投入战斗。当他赶到养心殿阶下，发现屋顶上有两个人影，立即以鸟枪射击，将其击毙。激战至中午，事变平息，此时嘉庆帝正由避暑山庄归京途中。得知儿子已率众平乱，嘉庆封旻宁为“和硕智亲王”，这一年旻宁卅一岁。嘉庆帝本来就喜欢这个嫡出的皇二子（长子早夭，其实为嫡长子），加上其在“癸酉之变”中的出色表现，七年后旻宁继承皇位、成为道光帝。旻宁受封和硕智亲王时，嘉庆帝赐予金印、金册，作为身份的认定。金印背纽为赑屃，力大且擅于负重，为龙首、龟身、龙尾、龙爪；金册是三面屏风形状，可折叠，上面刻有满、汉两种文字。